我不是沉默的羔羊，我有话要讲；羔羊也会怒吼，沉默是一种力量。 ——郑智化《沉默的羔羊》至于沉默的理由，很是简单，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。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，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。 ——王小波《沉默的大多数》此时，社交媒体正在上演全民炮轰吊打中疾控主任高福。很多人或许没有注意到，有一个原本在舆论风口浪尖的人物，已经悄然匿迹了很多天。这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，原本经常发声。或许，这与他本身就是大V有关，他的新浪微博粉丝多达412万。不过，到了2月5日和2月6日，王广发只是转发一条内容单薄的信息。2月1日在界面新闻的专访，2月2日在中国青年报的专访，应是他在权威机构媒体的最后发声。那么，王广发到底在经历着什么？现在又是怎样的状况？不论如何，这个最有可能率先看清真相的涉事大V，从公众眼前突然消失，都带有几份诡异，留下太多想象空间。 根据权威媒体公开报道，梳理王广发相关工作情况如下：1月10日，王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表示整体疫情“可防可控”。看到发热门诊病人很多，有些病人肺部的CT片子，是非常典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。看到拥挤在医院的这类病人，数量并不少，但是医院还能够应付。注意到当地某医院12月份肺炎的发生率较往年同期增加了17%。注意到的一些病例当中，有一部分和华南海鲜市场没任何关系。说明疫情可能更早就发生了。根据泰国筛选武汉旅客发现患者的人数比，判断那时武汉应有400病例，而当时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的病例是41例，判断认为疫情肯定是被低估了。1月16号回北京的时候，已有很明确的判断，疫情可能比较严重了。1月17日，眼睛有异物感，出现了上呼吸道症状，鼻塞、轻度的流鼻涕、嗓子疼，接着发烧、发冷。1月18日，戴着口罩，到医院急诊室，查了一下流感病毒，结果是阴性。1月20日，再次开始发烧，觉得不对，考虑是新冠病毒肺炎。1月21日，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，肺部CT显示是典型的肺炎表现，确诊。
1、王广发反复强调，他们掌握的资料是比较有限的，主要是当地的CDC（疾控中心）和卫健委报上来的，属于二手资料。资料上有41例确诊病例，当中有两起聚集。2、他和专家组也下去看病人，看到的病人，是有特征性，和SARS有相似的地方，但重症比例确实比我们在SARS期间经历的病例要低。那么，王广发拿到的资料本身就是一份虚假资料，有关确诊病例数据、医护人员感染、存在是否人传人这一系列信息，武汉一直在向专家组隐瞒。这种事细思极恐。能够将专家组虚置，显然有更大的权力背景。现在，能够纳入民意探讨范围的，除了正在风口浪尖上的中疾控，别的本人也不敢追问了！！！！2、王广发和专家组本身对调研极不负责，调研缺乏质量，调研报告缺乏警示价值。尽管王广发强调，和专家组下去看病人，也看到有发病数据增长，看到有医院肺病患者拥挤，看到病例与SARS相似。但是，看到的这些情景，是否属于走马观花，是否真正深入到一线病房，是否写出以客观真实数据为基础的分析报告提供给上级部门，非常可疑。值得强调的是，此后财经、财新、三联等媒体报道的武汉疫情下的种种惨象，很多发生时间是与王广发在武汉时间吻合的。专家组在武汉长达一周，本身有调查取证的便利条件，那些病情裂变传染的案例，并未看到王广发有细节呈现。所以， 王广发要自证清白，还需要对武汉行程、查证材料、汇报对象、调研报告做出细节回应。王广发在对一些问题进行定性判断时，几乎无一例外的加了“不确定性的副词前缀”。
换句话说，王广发的每一次讲话，都有大量虚词，都留有空间。
以最受争议的“可防可控”为例。围绕这件事，王广发一方面强调，这只是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，证明是可防可控的；另外一方面，还强调现在也不能说这个病“不可防不可控”，只能说我们的代价很高昂。显然，这里面有极大的语义陷阱，是属于典型的诡辩，是玩文字游戏，甚至比说双黄连“抑制”病毒的说法更无耻。这是因为，这样的表达，本身缺乏良知，缺乏生命伦理。毕竟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，每一分一毛的代价都是民生之重。那么，请问，现在武汉、湖北以及全国付出巨大的生命财产代价，在这样语境下仍谈“可防可控”，那我要问，到底要付出怎样代价才“不可防不可控”吗？疫情爆发后，1月24日《柳叶刀》杂志发表的曹彬教授为通讯作者的论文。王广发承认，曹彬教授当时跟他打了招呼，让我看了论文，署了我的名。但他不是论文的责任作者，也没有从头到尾参与资料的收集。对于论文问题，我不多作质疑，但认为在《柳叶刀》论文参与署名仍属于逐利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强调未与高福院士合作，倒是一次自证清白。此前，王广发用了很多专业术语，认为公众理解这些概念有偏差。作为一个大V，深谙传播技术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认为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 王广发随专家组前往武汉工作，所见所闻，以及回京第二天就染病。这些经历，联系现在相关回顾性报道，足以说明，他在武汉时，疫情已经相当严重，他是知情人。值得强调的是，1月6日至10日，武汉召开一次代价相当昂贵的会，这期间选择停止疫情通报。短短两篇专访，他在很多时间节点上，比如与钟南山发表人传人时间点比照，都作了吻合性处理。比如，确诊时间对上了，但患病很严重，他作为医生，对自己病情有判断。但是，里面都有很多疑点和漏洞。这或许才是他迅速选择消失的原因。传播学上有一个叫“沉默的螺旋”理论，沉默常常表示暂时的、表面的服从，但这种服从的背后，每一个人都在观察别人怎么做。而在过去十几天，围绕疫情太多的细节正在通过回顾性报道展示出来。这个时候，只要简单比对此前发言和报告，是否有谎言，是否存在不负责任的履职，就很容易暴露。事实上，经常会有一些遭遇民意包围的人，通过潜伏下来，藏着暗处，看着公众无奈地奔突。甚至，还会装出一脸的伪善，或是对民意进行欺骗蒙蔽，或是拖泥带水，使出太极神功，让民意在无可奈何中经受过太多煎熬，让公共资源为之浪费过太大代价。发端于武汉的这场疫情，此前已经证明，有一些权力一边表达虚伪的悲悯，一边努力制造假象来推托责任。“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”，泰戈尔曾这样说。像王广发这样的专家组成员，一个有着公共话语权的大Ｖ，他的选择沉默，这让人很担心。如果连他这样深度介入过武汉疫情现场的人，如果连他这种曾经联通武汉卫健委、中疾控的人，都不能真正做到以真诚谦卑姿态回应民意，那么，无疑会让无数人“活在真实中”的梦想成空。梭罗说过，“那些让我们失去视觉的光明对我们来说是黑暗”。专家组王广发大V，你本不是沉默的羔羊，何必要让我们用那么多黑色的眼睛，一起来寻找光明？可是，为了一句真话，我们却在付出很多人，甚至很多家庭的整个世界。那些曾经属于你眼里的真实，如果变成了掩饰，甚至是包庇。那么，真相也将如你一样消失。谁也不知道，因为真相的缺失，下一次又会有更为惨重的惩罚。